今年7月份的《南風窗》雜志，推出了一組“草根城市”的文章，介紹了義烏、溫州、晉江、石獅、汕頭、惠州等六座城市的“成長競賽”過程。以草根來描述義烏這座城市的發展過程，我以為是非常通俗和切題的。說到草根，不禁要想起白居易的那四句詩來：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我以為，后兩句詩，把草根的生命力之旺盛寫得淋漓盡致了。
義烏由20年前一個經濟較薄弱的小縣，發展到如今的國際性商貿城市，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。許多經濟學家來義烏作考察，發覺義烏的經濟發展是無法用既有的經濟學來解釋的。義烏既不臨海，也不靠邊；既無工業基礎，又缺自然資源；雖是農業縣，但土地不多，且還是薄地居多。如以經濟地理學的原理，是無法找到它成為經濟強市的答案的。義烏的成長、發展靠的是義烏人當時抓住了政策機遇，靠的是不怕辛苦、不怕地位低、不怕利潤薄的長途販運，于是才有了草根發新芽的跡象。當第一個芽長出后，第二個、第三個芽也隨之長出，于是春風吹又生，長出了一個國際商貿城市。
草根的特性是自我成長，而且是慢慢成長、在夾縫的環境里成長。當上世紀80年代初，義烏縣政府允許農民在稠城的小街上擺地攤，經營一些低檔、廉價的日用小商品，沒過多久，便有更多的農民加入到擺地攤的行列。而當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建立后，義烏的經商大軍就急劇擴大了，而且也規范了。隨后幾年的發展，義烏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商貿城市，基本上實現了“全民皆商”。在市場里經商的農民，身上的泥土味漸漸地褪去，變成了一個個小商人。由市場所帶動或是衍生的服務業也為許多義烏人提供了就業、賺錢機會。一人經商，全家小康。這正是當時義烏經濟發展的寫照。
市場所帶動或衍生的不僅僅是服務業。到了90年代中葉，相當一批經商戶，憑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市場和資金，再加上一點冒險精神，就開始辦廠。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都是適合小商品市場銷售的：襪子、工藝品、飾品、襯衫……由于辦廠者有著商人和企業主的雙重身份，能做到以銷定產，產品適銷對路，因而企業發展很順利，成長也很快。如今的新光飾品、浪莎襪業、華鴻相框、雙童吸管等一大批企業，都成了全國同類產品的領軍企業。
四年前，有一次我到蘭溪蘭江冶煉廠采訪，望著那延伸進廠區的專用鐵路線和一條條百來米長的生產線，隨同的一名省報記者說，盡管義烏企業多，經濟發達，但都是一些小廠；盡管蘭溪現在經濟不景氣，但有的是大廠。只要大廠重現生機，就是猛虎下山。是的，這名記者道出了一個客觀事實：義烏市場大、企業多，老板多、有錢者眾，但缺少那種資產數十億的大企業。從稅收上看，義烏年稅收超過1000萬元的企業很少，而鄰居永康市卻有相當一批。義烏缺少巨人型企業，不能不說是經濟發展的一根軟肋。
然而，我以為，義烏大可不必刻意去建設那種巨人型企業。正像不必苛求在草原上長出大樹一樣。義烏出不了巨人型企業是由義烏的經濟生態所決定的。
前面講過，義烏的企業是由市場帶動或衍生的。義烏的市場是小商品市場，生產小商品的企業不一定需要有很大的廠房、尖端的技術、眾多的工人。它可以隨大隨小，比如說襪廠，有數千人的工廠，數十人的工廠也有。不像生產鋼鐵、汽車的企業，哪怕規模很小也要占地上百畝，投資上億元。此其一。
第二，義烏企業的投資主體是個體。他們做生意賺了一些錢，再加上相應的貸款，數百萬、上千萬元的資金，要造出一個巨人型的企業當然是不可能的。而且，即使有資金把企業做大，如果投資者所掌握的市場與之不配套，他們是不會冒這個險的。投資者最理想的企業規模是與市場銷量同步。義烏相當多的企業有好幾個廠區，就是漸進式發展的結果。
第三，就義烏的土地、水等自然資源而言，也不具備造巨人型企業的條件。土地和水是義烏最稀缺的資源，所以每次國有土地轉讓，義烏都會出現令人不可思議的天價；所以前兩年義烏要花兩億元從東陽買水。
當大象與螞蟻站在一起比塊頭大小時，螞蟻無疑會無地自容；當螞蟻問大象，我能背著比自身重幾倍的物體爬行，你能嗎時，大象又有何感言？我想也會是無地自容的。不同的物種造就了不同的體量，不同的生態造就了不同的物種。一個地方的經濟如果能靠大企業來帶動，當然好，如果只能靠中小企業來帶動也不是壞事。只要因地制宜，實現經濟可持續性發展，不管走哪一條路，都是正確的。
小商品特性，決定了義烏的均富結果
一個城市是有成千上萬個百萬富翁好，還是由幾個超級富豪帶頭好，這永遠沒有答案。義烏沒有超級富豪，卻有無數的一般富翁，而其他地方有超級富豪，但是一般富翁遠遠沒有義烏多，這是一個事實。但要明白的是，這個事實只是一個自然發展所形成的現實，而決不是按照某一種模式刻意發展的結果，更不是有意的。一個地方之所以這樣，而不是那樣，完全是種種主客觀因素，特別是人文、歷史、地理環境、資源等客觀條件所決定的。至于任正非的“華為”現象，則純屬偶然，這本來就是一種奇跡，沒有多大普遍意義。說實話，如果世界上有許多“華為”，那就不是奇跡了。
眾所周知，義烏是一個依靠小商品經濟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。筆者認為，義烏沒有超級富豪，卻有無數的一般富翁的現象，是其小商品經濟特性所造成的。
顯然，小商品經濟的特性是小而散，散而多。這決定了義烏很難出現超級富豪。雖然家家戶戶都要用到小商品，但小商品畢竟技術含量低、單價低，這就決定了做小商品的企業相對而言比較難以做大。以義烏比較有名氣的“浪莎”為例，其規模不可謂不大，其地位在同行中不可謂不高，應該說是屬于世界級的制襪企業，盡管發展時間也不算短，但其產值、利潤等指標與其他超級富翁比起來差距還是比較大。
小商品經濟的第二個特性就是多。小商品五花八門，品種很多，多得不計其數，究竟有多少種，沒有人能夠說得出，甚至也沒有大小、優劣之別。小商品經濟的這一特性，給創業者提供了大量的介入機會和可能。舉個例子，就算小商品品種為10萬種，那么即使每種小商品只有一家生產企業，則企業數也有10萬家，這樣可以培育出10萬個老板。 反之，如果是汽車、電腦等行業，如果要發展出10萬家企業的話，那就不可想象了。此外，小商品的技術含量低、單價小的特性決定了生產小商品的門檻相對較低，從而使義烏人很容易介入。 （白 雨）
義烏農民收入增幅超過居民3個百分點的意義
據義烏市統計局調查，今年前三季度，義烏農村居民收入繼續在高位上增長，收入增幅均在10％以上，增幅連續兩個季度超過了城鎮居民3個百分點。對于義烏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市民3個百分點，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建華連用“非常驚喜、大好消息”來形容，“這是目前在浙江以至全國都少見的大好事”。
長期研究浙江城鄉發展的楊建華教授認為，中國農民收入水平一直以來都低于城市居民，因此，我國每年一號文件都以“三農”為主。以浙江為例，去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14050元，而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才6050元，城鄉收入差距可見一斑。
義烏的農民收入增幅今年首次超過市民3個百分點，這說明義烏市運用城市化、現代化來破解“三農”問題，為全省各地提高農民收入提供一種思路和借鑒經驗。
楊建華認為，義烏成功經驗表明，努力實現工業化、城市化，是農村最終走向現代化的一種很好途徑。這與今年初，省委出臺《浙江省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》不謀而合，《綱要》的核心思想就是，在“十一五”期間，力求推進全省農村現代化，全面建設農村奔小康，力爭2010年，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000元，基本實現農村小康指數標準。
“當然，義烏經驗最重要的還在于，它符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內容’，反映了和諧社會發展要求。”楊建華說。 （據都市快報)
